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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硬工资”到奖金
我们的劳动报酬是依按劳分配的原则决定的。六十年来，我们的薪酬发展有以下几个概念，最先就叫工资，有等级工资制，什么八级工资。除工资外很少有其他收入。有一个话头叫“赚几块清水工资”。政府也被戏称为“清水衙门”。后来似乎把津贴的概念也拉了进来，加上粮布票糖酒烟票，大有供给式的共产主义风度。
在学校里班主任是没有额外加钱的，领导如教导主任、总务主任也是作为工作量减少课时。
这是一个干与不干一个样的时期。
后来有了补贴，有了奖金，如工龄补贴，班主任补贴，海岛补贴，节假日加班补贴。年终奖，季度奖，出勤奖，岗位奖等等。
八十年代搞什么结构工资，九十年代搞出职级工资制。职务工资，级别工资，搞得很复杂。我们非专业人士一般理解为：工资是固定的，一般情况下不扣除的，不变的基本工资（不同于会计意义上的基本工资），被称为“硬工资”；单位里的加班补贴、奖金等是由工作实际来定的，可以理解为软工资，是灵活的。
这是一个干与不干有差别的时期。
灵活开始时，活力就来了。代课补贴，驻班补贴，夜自修补贴，以及各种成绩奖金都来调节劳动报酬。而当体制越来越灵活，乱象就开始了。自负盈亏的概念渐渐普及，这个经济原则先是私营企业的特点，渐渐向集体、国营企业浸润，到现在向事业单位侵袭。把事业单位分成全额拨款、差额拨款、自收自支三种。我就疑问了，既然自收自支了，那还要什么“事业”的包装？把政权的意识形态脱开，直接产业化得了，例如出版社、报刊杂志社等。
附带说一点，自负盈亏似乎不会到政府机关的，政府机关只会盈，不会亏的。这不，政府公司化了。国有土地也敢于财政化。常听说政府负债累累（负债应是企业行为），却从未有倒闭的担忧。
现在不仅是奖金，杂七杂八的费都有了，甚至还有了红包，还有了购物券、提货单。
进入了绩效时期，是一个干与不干差别较大的时期。
总的一条线是，单位，尤其是事业单位，包括政府机关，它们离金钱越来越近，越来越具体。单位对金钱的操控范围由小到大，操控杆由紧到松，由死到活，由规范到失范。
呜呼，君子喻于义，现在大家都喻于利了。大家都是小人乎？
大同梦、大锅饭与道德摇摆
行政与企业，政治与经济，一直难解难分，关系暧昧。六十年来如此，百余年来也如此吧。大约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吧。
现在，十八届二中全会又提“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记得三十年前提政企分开，权力下放，六十年前，我们出现了政企一体的大国营，大公社，大集体。人们在构筑一个大梦：搞一个很大很大的公司，人人有份，人人都是主人。大家都在这里劳动，收获，生活，奋斗。没有个人失败的担忧，而有共同创造的欢乐。
公平与动力，始终是一对矛盾体。真正的公平是按劳分配，而不保护弱势群体的按劳分配无异于丛林法则。依照丛林法则来讲，按武力分配才是最高原则，才是公平的。弱肉强食。
人们在寻找一个既有发展效率，又能够公平合理安全的游戏规则。于是把它寄托于人民公社上。却不料跌入大锅饭的惰性圈子。
大锅饭在五十年代盛行，当时是为了提高劳动效率而强调的。现在是平均主义的代名词，也是慢吞吞、缺少动力，处于消极应付状态的描述。“干与不干一样报酬”。
为了增加劳动时间，提高生产效率，大家都不用烧饭了，各家各户合在一起吃食堂，象现在的什么“工作餐”，“快餐”，当然省时省力，符合“多快好省”的原则。但这种假设是基于大家都有自觉性，都是高觉悟的基础上的。同时也基于资源不缺乏的基础上。
大锅饭加快了按需分配的进程，而物质与觉悟都达不到这个层次。六十年来建大锅饭到破大锅饭，拉开工资、奖金等档次，整个工资分配走向佐证了意识形态领域从高层次觉悟、奉献要求到承认个体需要、服从合理的私欲这个现实回归过程。
也有人说五十年代人民公社其实是军事化管理。企业事业各行各业都实行军事化管理，思想上又受党化管理。把人的觉悟人为提升。结果是物质匮乏，觉悟也未见提高多少。
大同梦失败的原因在于人们不可能有这么 高的君子觉悟。因此，是用斗私批修改造思想提高觉悟适应大同梦，还是分田到户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来适应实际？两条路线一直摇摆着，摇出了文革两条路线斗争，也摇出了八十年代的承包责任制。
其实，现在还在摇摆，国企与民营，集中与分散，放与收紧与松死与活之间。
相应于物质分配方式摇摆的是精神，就在个人与集体国家，自私与奉献，合理欲望与修身养性与为国为民之间摇摆着，时而显，时而隐，时而真，时而伪。时而天下为公，为人民服务，时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时而口号满天飞，时而欲望遍地，欲壑难填。一边是报纸电视始终高调，一边是民间实际始终实惠。一边是评模范树新风的政策，一边是说假话做文章的对策。
八九十年代至今，破大锅饭，用奖金化向多劳多得回归，充分调动人的物质追求动力。然而，回归过头，权力滥用，各行各业直接与金钱挂钩。分配方式缺少监督，道德失范，让人在“官僚商品经济”的海洋里不断占有。有的地方，在追求GDP热过头的浪头下沦落到多“抢”多得的层次，哪简直是土匪。
企业是生产单位，而事业单位是社会服务型的。事业单位，一般是不产生利润的，起码不能追逐利润。社会服务讲利润还算什么服务？
就算拉开差距，也有一个产品问题。生产单位的产品可以计件，可以用钱来衡量。而事业单位其“产品”是无法用钱来衡量的。换句话说，企业单位以其产品被社会接受即可。而事业单位却没有这么明确的产品，其质量也无法确定。因此，事业单位对从事人员的素质提出高要求，而同时，其单位员工也应当接受更广泛的社会监督。
绩效工资的两个面向
在我国，大约有4000多万事业单位从业者，国家需要这些事业人员为社会提供服务。当国家为他们提供稳定的工作时，他们也应当以公开化，透明化，以接受监督来完成岗位职责，量化考核，绩效考核仅仅是辅助的、微调的。其实就是实行阳光工资制度。
现在公务员实行了阳光工资。比如有的只拿百分之十、二十来微调。
阳光工资，就是让财政统一，让事业单位，尤其像学校、科研那样事关国家素质的行业单位，不再在金钱的直接杠杆下运行，以重现事业单位的社会服务功能。再加上政务、事务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个思路既是觉悟的回归，也是公开化监督化体制的开端。
阳光工资让人们，事业单位的同志们远离逐利而投入了社会公益事业，站到社会整体高度。而绩效工资却反过来让事业单位的同事们互相逐利，用企业管理的模式套在事业上，忘记了事业单位的社会服务性质。
行业合理自私，是公开化的前提。行业内潜规则盛行，那个愿意公开？行业内大公无私，百姓必然满意，这是理想境界，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很难达到。
口头上重视教育的“有关部门”，先是指出在有条件的地方，教师也实行“阳光工资”，但是，却变为了绩效工资。因为需要考核。基于反对大锅饭，不重走老路。而考核的奖励部分与基本的工资比例是多少？怎样发放？这是个大问题。事关切身利益。
不能要求教师觉悟都达到“君子不言利”状态，但是，公开化是必然趋势。舆论监督，不是以某些部门、领导愿意不愿意而决定的。是人们坦率言私利不受嘲弄的大趋势决定的。分配方案需要职代会通过，以限制校长权力膨胀，限制行政部门在分配上“近月楼台”的现象。
而各单位的焦点集中在行政多得了。教育、卫生部门都有这种反应。
在行政这个操作群体与前勤这个业务群体之间，两个强势群体对衡着。出现了副课与后勤这两个弱势群体。
且不说副课副不副的问题。业务与行政的选择，几乎是单位素质的试金石。也是一个单位健康与否的试金石。
或者说，利益向业务倾斜，还是向行政倾斜，是一个单位，一个行业有没有实力，有没有素质的标志。大一点讲，是一个民族有没有素质的标志。
一个民族，如果行政最吃香，权力最吃香，而不是企业家科学家最吃香，那么，这个民族是落后的，如果一个民族军人最吃香，那么，这个民族是原始的，至少其精神是原始的。就算是军事强大也不能代表先进文明，极有可能是法西斯、军国主义。弱肉强食，人人都不安全。
国家为了整体的提高，必然要重视教育。这是一定的。也就是说，作为科技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如医生、教师、律师、工程师，必然要享受比行政级别更高的科技级别待遇，他们生活得更有价值，才能使这个国家发展。
现在呢？在实际操作中，我们这个国家是公务员最吃香，这种吃香必然导致国力的蓑弱。
绩效工资现在行政倾向，向中层倾斜，是一个什么概念？在这里应当明确了。这是会拔空这个学校的灵魂的。
学校的灵魂是学术素质，行政注重眼前效果。而学校的学术发展，尤其是学术成为年轻教师的价值选择与努力方向，是这个学校长远能量的储蓄所。如果学校只在中层干部，甚至上层干部上调动更多的积极性，那么，这个学校也只能获取暂时的稳定与所谓的繁荣。
十几年前，教导处分开，变为教务处政教处，再分开，教务处与教科处，再分开，教务处、教学处、教科处，政教处，团委，学生会等。绩效工资向这些中层面向，会形成一个完整的管理（管束）体系，而形不成一个完整的学术、学问体系。
现在又出现强化强化级段管理，这是那一门管理方法？随着班级数增加，出现级段长的权力膨胀，级段再设党支部，块块大于条条，这些是对学校管理体制的否定。而教研究组长反而没有多少实力与权威。这种结果是用行政代替了学校。是事务管理代替了学术的灵魂。
行政力高于学术力，学校将成精神枯竭之所。
向教研组倾斜，才是正道。
绩效工资向中层倾斜，本质是官本位意识，就是权力者的强势意识。
学校必须是学本位，以学为本。学问、学术是学校的本质力量。
此外，两个归于后勤的盲点其实是学问的枢纽。一个是图书馆，另一个是实验室。有位大学校长说：看一所大学的质量，一是图书馆中有多少学子静静地看书，二是实验室里多少同学在静心地做实验（大意如此）。而在中小学，这两个部门被应试教育压成了角落：实验课可有可无，图书馆冷冷清清。还有许多作为基本技能的副课被挤压。（关于应试与绩效，下文还待叙述。）
向学问倾斜，不是向分数倾斜。
绩效工资以升学率为杠杆：愚昧
许多事务需要行政去完成，行政得心应手，校长就当得轻松。因此构成了“合力”，所谓的“凝聚力”。
但是，有许多行政是制造假数据的好推手。而学术，恰恰是最重视真实的。
我指的不是那种假学术。多少年来，我们的假学术，伤的是学术的灵魂。付钱能发表文章，大部头著作是抄的。这些伤害，使我们的学术行政化，金钱化，行贩一般，使我们管理无法落实到学校的灵魂，而在外壳上。
再说，中小学应试教育这么严重。校长以高考为目标进行管理，等于以愚昧的分数定终身的落后观念来指导我们最需要智慧的学校，等于把真正的素质教育让位于家长攀比心理主导的升学率，也等于把我们学校这个神圣的教育，绑进物质刺激这架飞车，顺着民族欲望的堕性而旋转，与GDP一起膨胀。是文明的、进步的理念向落后的、陈旧的习惯投降。而真正损失的是学生的身心与民族的素质。
绩效工资，以师德缺失为基础，大家热烈地讨论着。
行政真的不懂？校长真的不懂？老师真的不懂？装聋作哑是表面，本质是自私，搞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不顾家长学生，不顾整个社会。这与医生不顾病人的身体素质是一码事，与商人搞什么三聚氢氨地沟油是一码事。而社会服务性的事业单位反对逐利的原则，大家似乎忘记得差不多了。
顺着社会上的愚蠢的升学率标准，价值观，管理简单化，数字化，堕性化，强化恶性竞争，公然地引进钱的刺激、诱惑。
当然，与八十年代为了提高教师地位而为金钱呼喊不同。那时是为整个教师地位而呼喊，是为了知识的尊严而疾呼，大而广之，是为了民族素质而呐喊。那时强烈反对以道德高标来剥夺教师的物质权利。那是充满正义、正气的呼喊。
呼喊无果，政府没钱，尤其是造校舍，就让学生买读，产业化了。
教师地位随着家长的钱袋鼓起来而高起来，随着家长以孩子为面子的价值而高起来，随着不良的应试教育而高起来。
择校费，夜自修费，周末加班。寒署假补课。
再说，原来择校费由教育局、市财政统一收走了，且不说这笔钱该不该收，财政统一收走的原因是要维护教育公平，结果却是拿这笔钱贴补绩效工资，作为财政收入重新投入教育。这不是加重教育产业化的分量吗？
西方的教育产业化，是指教育内容随着社会需要设置专业，同时淡化意识形态。而我们的教育产业化，是用面子需要进行设置。比如，职业高中越来越不重视。而几所重点高中恶性竞争越来越激烈。
剪不断，理还乱。口喊减负，实际增负。
真正减负的是政府。一边高喊教育回归自然，政府要加大投入，而事实上，进一步把教育推入了市场，政府减负。行政用分数管理，如同对待企业那样简单，这其实是管理减负。
行政领导试图在职工逐利过程中更易把握、驾驶，绩效工资又让通过职代会通过，用职代会通过的方法，你让职代会通过，必然产生教师代表们否定由行政本位思想产生的方案，尽管教师职工代表也可能出于本位思想。怎么既想把工资操在手，又要教师们自己同意通过？这种方法表面上给教师们权力，实际是通过这种形式加强教师的行政化事务化倾向。
现在的讨论好像教师在说：给钱就做，不给钱就不做，给多少钱就做多少事，这讨价还价是有辱斯文，还是人的本性自然回归？究竟是人性的回归，还是物质的堕落？是离开奉献的神性高调向人性回归，还是离开人性的关爱，向魔性进军？为利益而争，是真实的还原还是精神的堕落？是知识分子找到了自我还是失去了自我？
让知识分子之间以邻为壑，这政策好熟悉。绩效工资，以及方案形成过程，不要成为蛊惑仇恨的工具，重走内耗之路。让传说中的文人相轻来获取管理捷径，如何能够培养真正的团队精神？
虚幻的奉献让人走向虚伪，赤裸裸的金钱追求让人丧失道德。这种方法，等于加剧了师德堕落，教师之间也成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其影响比教育界乱收费还要坏。因为乱收费还可以有一个名目，而这种途径等于让教师与中层，前勤与后勤，副课与主课直接处于金钱交换之中，让他们争夺金钱的“好处”是加剧了应试积极性，而这种不是学术性的，是课时性的争夺，更加剧了学生的负担。现在大家都会争几节课而上，没有功课，造出功课也要上，这对本来已经满负荷的学生无疑是雪上加霜。长此以往，下一代将面临人格、能力的严重萎缩。
救救孩子。
让教职工阳光工资，试走学校品牌化、公开化、学问化之路
让教职工阳光工资，才能把教师注意力拉回到学问之本，读书之本，学术研究之本。
正如从前有舆论指出炒股分散教师注意力一样。李克强总理说：（公务员）既然担任了公职，就要断掉发财的念想。这句话可以翻译成：既然选择了教师行业，你就发不了大财。相信大部分教师为几节课也不是为发财，而是为自己的工作受到肯定，不为生计而愁能更好地进入教师角色。就算拉开差距，也达不到“发财”的目的。因此，在物质基本满足的当下，教师在基本相同的情况下为小利益而争，也可算是一种内在满足需求，一种自尊心理需求。因为，从前没有绩效工资时，没有奖励时，他们也会为分数而争学时。奖金开始于八十年代中期，而“反题海战术”五十年代就有了，文革后八十年代初又提出。奖金没有开始，教师间的竞争已经非常激烈了。
但是，现在却是在教师之间谁多谁少的讨论，这种斤斤计较的气氛一形成，就会传染成一种风气，影响学之本。当然包括为分数斤斤计较。
学问化、学术化才是学校氛围之本。学校，理应是学问的“沃土”，理应是厚德载物之所。且不说学问是世代积累的财富，理应受到崇敬，更不能讨价还价。
学术发展，是减轻学生负担的好途径，行政只会用简单的数据重复来达到管理目的，如管好出勤签到，管好那些可能是抄来的论文，而学问化、学术化管理是深入学生的内在世界，做好思想工作，即使是应试，也应当在这方面更加深入，提高效率，而不是简单重复，用苦口婆心代替教育艺术，用絮絮叨叨代替勤奋，学科教学更是如此，知己知彼，不断钻研，让备课备在素质上，专业上。提高学养，不断充电。
只会检查作业，只绑在课本作业的体系上，不去思考知识框架，不去自己编写练习讲义读物，按部就班，依样画葫芦，这些教学必然走向低素质循环的死胡同。
薪水是谦卑的概念，工资这个概念体现对工作、劳动的尊重，奖金是一个光荣的概念，是对劳动能力超强者的奖励。现在是动不动奖金了，都超强了。大家都被光荣了。
而这一切浮夸氛围，都冲击着学问需要的踏实精神。
真正的学术才会有一腔正气。在正气不振，道德不畅的今天，绩效工资，让事业单位职工们逐利，是一种多么愚蠢的行为。
科技、教育的行政管理宜粗不宜细，宜公开不宜半隐半现。科技的，学术含量多的尤其如此。
在事业单位，从前没有效率，不在于工资基本没有拉开差距。保护这股堕性的，不是彼此基本相同的工资，而是不公开导致的行业自我保护。
在社会等级化，行政神秘化的情形下，不公开接受监督，才是行政、事业单位低效率的根源。是机关系统，事业单位，以及现在半事业的报业系统互相庇护，筑起屏障互相保护的结果。是单一管理，舆论冲不破行政保护伞的结果。也是“玩手腕”的结果。
市场“成熟”了，财政又“统一”起来，提出不能乱收费了。让校长向银行行长借钱，于是责怪教师没有神圣的敬业的精神。行政玩政策，太极高手，翻云覆雨。
玩来玩去，把社会道德玩丢了，把学者玩成了学商学贩，把教师玩成了升学机器，学校是升学工厂。道德、精神的坚守者学校、机关一旦堕落，就会成为民族道德素质滑坡的重要寄生体。
在学校，连“书呆子”都找不到了，那是学校的“贫穷”，教育的倒退，是这个社会的堕落。
企业文化也正在事务中脱身，把科技化作为追求。工人可以有每天相同的重复工作，而教师绝对要在创造之中，绝没有相同的两节课。身为追求知识、科技的学校，最具有创新意识的学校，居然把行政化当作管理的高标。真让人反感得幽默起来。
这种绩效工资职代会讨论的唯一优点是落实了参与理念，经过反复讨论，劳动者形成互相监督的氛围。原来认为只要有权，有机会，公家的白拿了别人管不着，现在这种观念被大家扫涤了。白拿是可耻的。削弱了行政的近水楼台机会。总之，催醒或强化了工会的维权作用。
人人参与游戏规则制订，有主人感、职责感与危机感。
如果人人参与教材的制定，教学计划，作业本的编写，这样形成的主人感，参与意识，才是“咸与维新”。教授治校，才会充满真正的团队精神。在阳光工资下，教师不断地创新创造。
教育也是市场，教育也要品牌化，如同医院，医生。
中央有百家讲坛，地方电视台，报纸何不推出名师论坛？电视频道这么多，地方台何不录播几节课，让当地百姓评评。既然有人指责公开课有水份，既然大家怀疑奖级有走私，既然不信任面试，那么，让电视台转播、直播，让报纸登载获奖论文让大家评评何妨？多个频道何妨？多一家电视台说不定更有竞争。全民参与，咸与教育维新。
自己录制，放到网上，如现在的娱乐节目，简短影视。把自己构想的教学内容，编的资料放到本校的网上，形成自己的天地，形成自己的团队品牌。在电视上、报纸上、网络上，向社会公开，让家长、学生选择，选择教师，选择学校，有何不可？选修课、学分制就是有这种功能。学校办起电视台又何妨？把学校网站进一步深化，推动校园文化，尤其是学问化、学术化，又何妨？
百家讲坛，推出了那么多的学术氛围，让全国青年知识化，其功效不亚于办几所大学。花费极少，收效甚大。百家讲坛对文化的推动，抵得上多少个关于重视文化的文件。
那么，我们的地方电视台何不试试将当地的名师、名士、名流品牌化？名师市场，现在是处于被打压状态，借着教师不得带生的理由。如果反过来，公开亮相，让当地百姓都看看，不是很好的途径？大批量了，有品牌了，省得什么补课禁止不了。
电视、报纸等名师栏目，一经突出，教育直奔素质的空气就会形成。原材料都公开了，还能够造什么假？你别管什么国家级省级地级，别管什么博士生本科生，是骡子是马，拉出来蹓蹓就明白了。
加上媒体本身固有的批判精神，会产生更多的正能量，正能量来自于公开的品牌追逐。
学问的最高境界是自由发挥。班级授课，统一教材，这种批量化、工业化的东西理应受到冲击。选课，选视频，选修学分等都会随着媒体发达，高考手段多样化，高考监督多样化而盛行。
如此追逐，想不成为文化大国都难。
让教师阳光工资吧。教师成为教育公务员，学校、教师追求学问化、品牌化，接受公开化。
浙江省温岭市新河中学 江富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