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思考：特殊旁听与教育机会均等(续)

　　从四种旁听生看教育机会均等

　　小孩子旁听，使我感动于我们那一代人生计与求学的矛盾、无奈，我们没有放弃难得的求学机会而挺了过来，这是“我要读书”。可当时又有多少“我要读书”的同学，因家庭缺少劳力等因素辍学了。家长旁听，使我感动于天下父母心，另一种说法是皇帝不急太监急。这是父母在珍惜教育机会，属于“要我读书”。重读生旁听受罚，是当时教育资源不足下制订的教育政策，我常常为这些已经逃过来的学生而惊喜，为未逃过来的学生而叹息，对这些被遣返而回头再考的学生表示佩服。他们是“我要读书”者，他们是抓住教育机会不放的执著者。

　　一个学校有些特殊的旁听生也不奇怪。比如求职考试前社会青年来旁听，应当是正常的。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青年到大学里来旁听感兴趣的专业课程，这也难说是非。据说，当时有所大学里发生这样的事：学校行政人员在依校规赶走旁听学生，被教授劝止。教授说：旁听生往往会成为真正的人材，本校生却经常考试不及格的。这个旁听生感动涕零。我们听了这个故事，也为这个大学旁听生的求学精神所感动。联想到古代凿壁透光求学，以地为纸学画，陪公子读书中状元等现象，我们深深地支持着低层百姓农家子弟的求学精神、进取精神。因此重读生旁听被我们低层教师同情着，他们的教育机会也就掌握在老师同学们的理解与宽容之中。合理乎？合法乎？

　　但是现在择校纷纷，旁听生多多。合乎理法乎？是合法而不合理，还是合理而不合法？在应试教育、分数至上的教育体制下，这种择校生与旁听生挤在名校，究竟是学生学业追求的需要，还是虚荣导致的攀比心态？在乎真才实学者多呢，还是在乎名份者多？是“我要读书”呢，还是“要我读书”？是浪费教育资源，还是创造教育资源？我难以界定。

　　从前父母对子女说：如果你再不听话，就不给你饭吃。现在有些子女对父母说：如果你再批评我，我就不吃饭。

　　从前父母对子女说：你不听话，我就不给你读书。现在有些子女对父母说：你不听我话，给我买手机电脑自行车，我就不读书。

　　于是也有些子女对父母说：你不给我买进某某名校，我就不读书。

　　于是有大款透露：进名校是为了有更好的成长环境使子女近朱者赤，使子女将来有良好的人际环境而走“正道”。于是大款说：为了孩子的教育环境，为了孩子的将来，就要舍得“投资”。我有钱，能不给子女机会吗？

　　我实在无力反驳大款，换成我也会这么做的，合乎情理。毕竟是天下父母心。

　　而有钱可以买读，不同样是占有了本来属于别人的教育机会？

　　名校曰：国家给的钱远远满足不了校舍、设备添置等发展需要。越是名校，亏空越大。因而成就了买读择校或者旁听市场，且有愈演俞烈之势。

　　以金钱为教育发展动力的市场化运作程序，实际上是国家借口于经费不足的管理惰性所致。表面上减轻了国家教育经济负担，实际上是浪费了国家的人材资源，限制了公民平等受教育的机会。

　　那些本可以进名校更好地学习的贫困人家子女得不到应有的名校教育机会，“我要读书”而只能就读于普通学校，他们得到的理由清清楚楚：你也有这个机会，你没有来买。这很公平。还有什么好说的？

　　这是附着于古代私塾谁出钱谁有书读的一种封建落后观念之上的不公平竞争模式，是在少年儿童学业追求的道路上设置不公平的障碍或不同的起跑线，更是催化了少年儿童从小就容纳家族门第不平等的心理。如果说家庭的贫穷是由于父母奋斗失败造成的，那么，即由其子女在受教育这个天然权利上受损害而承担其后果了。而许多贫困是一种地域差异，也只能怨老天为什么把自己降生此地因而买不起名校借读旁听了。

　　即使有人对于丧失名校教育机会有不满情绪，我不知道他们是应当“据理力争”还是“据法力争”。秀才碰上“钱”，有理讲不清。客观上还不是“适者生存”的潜在实用逻辑起作用？等不得你用社会达尔文主义加以分析，就被“国情”做了总结；或者你用鲁迅的“国粹”进行评价，但不得不深深叹服于“特色”。

　　什么时候我们能够让“我要读书”者不受制于家庭条件，什么时候我们的学生没有那么多正取自费旁听等等差别，我们才算真正实行了“阳光招生”，真正达到了教育机会均等、人权天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