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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网讯 去年下半年，我去补了一双鞋底。补好后她（补鞋人）说会有一年牢头（一年不破的意思）。结果三个月就破了。我依旧到她那儿补，提起她说“一年牢头”的话，那知她说：“我不可能说一年牢头的。”口气强硬，一脸严肃。我说：“没有关系，那可能我听错了。”我内心恼火，表面平静，“你再为我补，我照样付钱就是。”那知她竟说：“现在买来300元的鞋也不能保证三个月，何况你的烂鞋。”我一听不对，这话味道变了，就再退一步说：“我不是说你保证，可能我记错了。”我觉得我够“绅士风度”的，想不到她进一步表达她的清白：“那个年度（傻瓜）为你这破鞋保证一年的。”
我一听更不对劲，再继续对话可能会由小及大，由鞋及人。我就带着这双“烂鞋”、“破鞋”走了。好在我是男性公民，不会为“你这破鞋”而记忆深刻的，但我上下班都能看到她，则不免有些疙瘩。
她的头发有些花白，脸是黑黝黝的，手是粗裂的，穿的总是一件蓝色工作服，一个外表上朴实的农村妇女，熟练的动作也表明她操补鞋业之久。一块篷布搭在上面，雨天挡雨，晴天时遮日头，冬天时抗北风保温。一天天，一月月，一个勤勤恳恳的农村妇女，一个我从小开始都称之为大娘大嫂的农村妇女。在我老家，就有许多这样的农村妇女：热情、充满精神、有些泼辣，有些过分客气。这些与我差不多年纪的，因读不起书而务农的妇女，好多是我儿时的伙伴，她们对别人会不会也是这副脸孔？会不会这样苛刻？
不久前我还碰到这样一件事。我们去一个渔港游玩，对方一个人酒喝多了，跌跌撞撞地过来，碰了我的脸，我觉得“轰”的一声，眼前直冒金星。我捂着眼，他却要走。我朋友说：“兄弟，留下一个号码，万一有事，可以与你联系。”
“你想敲诈啊！”他说。
于是我们与他辩理。但他是当地人，很多人围过来，在人气上压倒了我们。在“地头硬”面前，我们输了，这回我绅士不起来了，被撞了还留下“敲诈”骂名，灰溜溜的。
这些男人一个个紫铜色的脸，腰圆膀粗，又叉着腰，响喉咙，在我面前指手划脚的。
“有碰有撞是有的，又不是故意的。”
“你们是高级的人，碰都碰不得？”
“有病你去医，开来发票好来敲诈。”
“欺负我们老百姓啊。你们吃白饭吃惯了。”
我们几个秀才那是对手。“好汉不吃眼前亏。”在这个理念支撑下，我们全身而退。他们挣足了面子，发出胜利的欢呼。这呼声在我脑中盘绕了好久好久。
后来我回到老家，老家人向我说起这样一件事：有一辆奥迪车歪到路边田里了，大家大笑起来，喝彩、拊掌、欢呼，热闹一番。后来车里走出人，发现原来是亲眷，大家就七手八脚地热情地一二三就把车抬上来，不要一分钱。其亲眷十分感动，把前段的喝彩抹去，说多好的民风。老家人在叙述时，他们也一个个指手划脚的，令我想：如果这些人换成那天渔夫们，会不会也对我气势汹汹呢？
老话讲，秀才碰到兵，有理说不清。我是个读书人，知书达礼的，不能和他们一般见识；我原谅了他们――补鞋匠、渔夫们，这些鲁迅笔下的阿贵们，我本来就出身于这个阶层。我不能背叛。反过来，是他们促进了我更深刻的思考，我得感谢他们，让我的精神提升、超越。
鲁迅在《一件小事》中说那个人力车夫“榨”出我身底下藏着的“小”来；而渔夫们、补鞋匠这些阿贵，烘托出我，“映”出我内心的“大”来。
这鲁迅也够矛盾的。一边在“劳工神圣”的“五四”氛围下赞扬人力车夫，一边又搬出个阿贵来解剖国民劣根性。正如我，少年儿童时在“劳动光荣”、“咱们工人有力量”、“贫下中农觉悟高”的氛围中长大，真诚地接受了大伯、大娘、大嫂、工人叔叔、农民伯伯的朴素形象；后来接受了能人、强人、专家、精英等高价值超人，尼采式太阳形象，原来当家作主的工人农民被忽视了，变成了民工、打工仔、廉价劳动力、愚民，甚至是贱民、刁民、屁民了。两者形成了观念冲突，我心中也矛盾着。《社戏》是鲁迅充满阳光的故乡回忆、童年天地；《故乡》、《阿贵正传》是鲁迅失望的现实与深刻的批判。家乡热情亲切的父老乡亲中会有“闰土”，也会有“杨二嫂”，更会有“阿贵”。这让我非常地矛盾痛苦。
鞋底事件、撞脸事件让我走近思想家鲁迅，获取了如此高级的痛苦，真是有失必有得。
我坦然，我欣然起来：他们把话讲赢了，所以他们思想境界就底了；我在冲突中失败了，就成为哲人了。老家有老话说：“亏吃吃快度（长大）。”
让他们做他们的阿贵吧。最终不还是我赢了吗？
浙江省温岭市新河中学 江富军
